我是在黨的新聞電影事業(yè)發(fā)展歷程中，在戰(zhàn)爭的烽火年代里成長起來的第一代新聞電影工作者。
1916年9月，我出生于江蘇省丹徒縣(今鎮(zhèn)江市丹徒區(qū))寶堰鎮(zhèn)。1931年，我進入上海明星公司，先在制作部學習洗印技術，后轉學攝影。兩年后，通過艱辛的努力，我成為正式攝影助理。1933年至1934年，我隨同當時著名導演鄭正秋、程步高、李萍倩等人的攝制組，參加拍攝了《姊妹花》《春蠶》等10多部故事片，并在嚴秉衡老師的指點下，獨立完成了《船家女》《王先生過年》兩部故事片的拍攝工作。1935年，我和汪洋、朱今明一起參加了上海業(yè)余劇團，我擔任舞臺照明，兼劇照攝影，拍攝了《大雷雨》《欽差大臣》《醉生夢死》等劇。
★ 魯迅葬禮 成為一生轉折 ★
1936年10月19日，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：魯迅先生逝世。那天一早，趕到北四川路大陸新村魯迅先生寓所，懷著沉痛的心情拍攝下了魯迅先生遺容，并從多角度對先生的遺物、書房等進行了拍攝。10月22日，我又來到萬國殯儀館追悼會現(xiàn)場，各界群眾悼念送葬魯迅先生的動人場景深深地感動著我，我不停地用攝影機進行拍攝，同時按動手中照相機的快門，當夜就把照片洗印出來。第二天，這些照片就在上海申報上發(fā)表了。
當我把魯迅先生的照片送給許廣平時，她非常高興，后來借給了我許多進步書籍。不久，“十月革命”的思潮傳播到中國，年僅20歲的我看了上海影劇院及時上映的《沙皇鐵蹄下的蘇聯(lián)人民》和《夏伯陽》等影片，在思想上對革命和共產主義有了進一步認識，從而萌發(fā)了對革命的向往。
1937年“八·一三”事變，日軍入侵上海，上海明星電影公司被迫停止拍片。這時，我在地下黨陳波兒同志的介紹下，走上了革命道路，成為“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一隊”隊員。之后，我隨隊闖南京、奔開封、下武漢，鼓舞全國人民奮起抗戰(zhàn)。
1939年，在成都西北電影公司，我被派往“綏蒙”大青山一帶，拍攝八路軍支隊進行游擊戰(zhàn)及軍民抗日活動的紀錄片。
★ 重慶大轟炸 記錄日軍罪行 ★
1940年到重慶后，我在中國電影制片廠當攝影師，主要負責拍新聞紀錄片。
通過錢筱章介紹，我很快與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取得了聯(lián)系，并開始負責與進步的影劇界人士的聯(lián)絡工作。當時負責與我聯(lián)系的是我黨童小鵬、張穎同志。在重慶的兩年，正趕上日機幾乎天天狂轟濫炸。1941年震驚中外的“重慶較場口大隧道慘案”造成了上千人在重慶的大隧道里為躲避日軍的轟炸而窒息死亡。此時我悲憤地舉起攝影機和照相機，拍下了日軍的滔天罪證。
1942年11月，我被派到“國際宣傳處”做攝影工作。在此期間，我拍過兩部紀錄片：《重慶的市容》和《四川人民的生活》，內容主要反映四川老百姓在國統(tǒng)區(qū)的苦難生活。
★ 到了延安 完全是新天地 ★
1943年因我的身份被暴露，組織上安排我全家去延安。到了延安，完全是到了一個新天地！兩個月后，我被分配到延安電影團。在那里，我見到了吳印咸、錢筱章，大家一見面都樂了：“革命同志加上革命同事，親上加親！”
在延安，我不僅拍攝了毛主席和其他領導同志徹夜不眠指揮作戰(zhàn)的鏡頭，還拍攝了毛主席、周副主席等撤離延安，在行軍途中的鏡頭。拍攝了陜北人民和解放軍開展游擊戰(zhàn)、打擊敵人、送公糧、抬擔架等全民動員、支援前線的生動畫面。1945年8月，我拍攝了毛主席赴重慶談判及返回延安的整個過程資料。這些珍貴的資料，在解放后分別編輯在《紅旗漫卷西風》和《還我延安》紀錄片中。
1945年，程默在延安。
1945年年底，電影團奉命東進去東北建設新的電影基地。我作為電影團留守人員之一留在延安。由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直接領導，拍攝首長的一些活動，包括電影和照片資料。
1946年，在籌拍陳波兒同志編寫的《邊區(qū)勞動英雄》影片前，我和周從初被派往重慶、上海購置電影器材。我在上海電影進步人士的幫助下，秘密搞到了一臺小型“艾姆”電影攝影機和部分膠片、照明器材等。之后，周從初去東北電影制片廠，我留在上海幫助地下黨為周副主席購買了“周公館”，那里其實是我黨在上海的辦事處。
5月，我?guī)е鴶z影器材回到南京。隨后接受了組織上委派的新任務，要我在南京聯(lián)系購買中共辦事處的辦公用房。任務完成后，我立即向周副主席匯報，周副主席聽后非常高興,當即指示我?guī)е鴣碇灰椎碾娪捌鞑模c他一同乘坐馬歇爾的專機飛回延安。飛機上的兩個小時并不寂寞，周副主席跟我談到人民電影和整個黨的事業(yè)的關系，強調人民電影事業(yè)的每一步成長都和革命形勢的發(fā)展息息相關。明確指出，要為人民電影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建立自己的電影制片基地，大力培養(yǎng)從事電影工作的新生力量。
回到延安后，延安電影制片廠就開始籌備拍攝由陳波兒編寫的《邊區(qū)勞動英雄》，開拍才兩個月左右，因國民黨反動派胡宗南部隊進犯陜甘寧邊區(qū)，我們被迫停止拍攝。
1947年3月，胡宗南部隊向陜甘寧邊區(qū)進犯，使邊區(qū)的形勢發(fā)生了變化。邊區(qū)軍民總動員，在毛主席、周副主席領導下，打響了“保衛(wèi)延安”的自衛(wèi)戰(zhàn)。寶塔山下，殺聲震天，民兵訓練熱火朝天……西北局領導根據(jù)形勢的需要，指示電影團留在延安的幾個同志和伊明、凌子風等立即組成一個攝影隊開赴前線。
1947年春，由于軍事戰(zhàn)略轉移，我和伊明同志暫時隨部隊撤離延安。部隊節(jié)節(jié)后撤，主要是為了誘敵深入，迷惑敵人，拖垮敵人，以便我們主力待機打擊和消滅敵人。
4月29日至5月4日，我軍主力又在“蟠龍鎮(zhèn)”（敵重要據(jù)點）殲滅國民黨一個旅。此次戰(zhàn)斗從黃昏開始到拂曉結束，因為膠片感光不足，有很多生動的戰(zhàn)斗場面無法記錄下來。在這幾次運動戰(zhàn)中，由于攝影機常發(fā)生故障，往往是一邊修理一邊拍，膠片又過期很久，有時不得不用攝影機“落格”拍攝一些鏡頭，盡管如此，仍得到不少寶貴資料。6月18日，攝影組隨部隊向隴西高原進軍，中途突然改變戰(zhàn)術，向北通過沙漠，一舉收復了三邊分區(qū)。
從繳獲的大批戰(zhàn)馬和戰(zhàn)利品中，縱隊首長分配給了我一匹馬和一名飼養(yǎng)員?！敖煌ā狈奖阋院?，我隨部隊跑的點更多了，拍攝記錄的資料也多了。6月下旬我們隨部隊從隴東經(jīng)三邊分區(qū)向榆林進發(fā)，途中與凌子風同志會合，我們一起參加了攻打榆林的戰(zhàn)役，我拍了我軍從北城郊攻城時的情景，拍了我軍在沙漠中作戰(zhàn)等大量鏡頭。
★ 延安窯洞 受教多拍群眾 ★
8月下旬，攝制組拍完“沙家店”戰(zhàn)役之后，我和凌子風奉命去朱官寨村黨中央指揮部工作。我們到這里主要任務是拍一些黨中央負責同志的活動，以及黨中央和毛主席指揮部隊大舉反攻的紀錄片。
我們到朱官寨時，已經(jīng)是晚上十點多鐘了，我們看到每個窯洞都燈光明亮，中央負責同志仍在緊張工作。第二天，百忙之中的周副主席和陸定一同志接見了我們。聽了我們的匯報后，向我們分析了中國目前的形勢發(fā)展很快，講到中國革命已到了“由防御轉到進攻”的關鍵時刻，指示我們要盡可能用好“手中武器”，多記錄一些有意義的資料。
在朱官寨，我們幾次請示拍攝毛主席的個人鏡頭，他總是不同意。我們說：“主席，全國人民都很關心您，拍些鏡頭，可以滿足群眾的愿望。”可是毛主席總強調：“你們要節(jié)約一些膠片，多拍一些戰(zhàn)士和群眾，多拍一些新人新事，不是更好嗎？”我沒有辦法，只好請求周副主席幫忙。這招真靈，周副主席一出面，主席果真同意我們去拍了。
一次，毛主席正在窯洞里看地圖，想抓拍毛主席的工作照，又怕打擾主席思考，我就在外邊偷拍。一會兒，毛主席聽到機器響聲，就邊整理衣服邊走出窯洞說：“我一聽到機器響，就知道是程默來了，因為機器一響，程默就不沉默了。來拍吧，要不你也完不成任務，不好向恩來交差喲。”
在朱官寨的日子里，我除了拍到毛主席、周副主席、任弼時等同志的許多重要歷史資料，還在陜北自衛(wèi)戰(zhàn)中拍了不少部隊行軍、涉水、騎馬等珍貴鏡頭。
1947年1月至8月，我們攝影隊拍攝了中央指揮全國解放戰(zhàn)爭的鏡頭，以及毛主席、周副主席、任弼時、陸定一等中央領導同志轉戰(zhàn)陜北的珍貴資料。至此，我們完成了電影團委派我們留守延安和邊區(qū)繼續(xù)拍攝的工作任務。
★ 一腔熱情 土辦法洗膠片 ★
在此期間，我們向周副主席、陸定一部長匯報了我們對今后工作的設想：一、我們隨部隊撤出延安后，在西北戰(zhàn)場上已經(jīng)拍了3000余尺片子，加上在朱官寨拍的總共有4000尺左右，需要設法送到后方或東北電影制片廠去沖洗制作。二、全國形勢發(fā)展很快，我們想請組織一批青年文藝工作者去東北電影制片廠學習，為電影事業(yè)的大發(fā)展儲備干部。他們聽了我們的匯報后很高興，也很同意。
1947年9月，我們到了晉西北軍區(qū)（興縣），見到了賀龍、習仲勛等同志。我們把情況向他們匯報之后，他們表示大力支持，決定派一批優(yōu)秀干部去東北學習。10月初我們從晉西北出發(fā)，到了華北晉察冀邊區(qū)阜平縣時，已近隆冬。在華北軍區(qū)電影隊停留了兩個月，于1948年春，由鐘敬之和凌子風帶隊去東北。華北軍區(qū)電影隊隊長汪洋，把我留在了華北電影隊工作，擔任攝影師兼制作股長。
在那個戰(zhàn)爭年代，從西北戰(zhàn)場上拍攝的重要資料膠（底）片，我擔心時久變質，原打算到東北電影廠沖洗，后決定改在華北電影廠沖洗。我對洗膠片，雖稱得上是行家里手，但由于當時設備簡陋，完全得用“土辦法”。在普通的民房門窗上掛塊黑布就是暗室，顯影、水洗、定影全都是用普通的水缸和木槽。將一串串底片纏在木架上沖洗，把老鄉(xiāng)的土炕加熱升溫，底片像晾曬掛面、粉條似的掛在房間里使其干燥。
華北電影隊的青年小伙子都樂當助手，在大家的精心倒騰下，那批長達近5000米的膠（底）片總算沖洗出來了。當大家目睹毛主席、周副主席、任弼時等中央領導拄著拐杖、騎著戰(zhàn)馬轉戰(zhàn)陜北的珍貴歷史畫面呈現(xiàn)在底片上時，興奮之情不言而喻。
★ 槍林彈雨 拍攝戰(zhàn)爭紀錄片 ★
1948年秋，山東濟南戰(zhàn)役即將打響。陳毅司令員指示華北軍區(qū)政治部電影隊派攝影隊前去拍片。
我和張一光、韓德福等接到任務后，背起了“家伙”，乘坐陳毅司令員的大車直奔膠東地區(qū)。抵達濟南城外，在緊張的氣氛中，等待拍攝這場惡戰(zhàn)。
濟南外圍戰(zhàn)打響后，僅用了三天三夜，部隊就結束了戰(zhàn)斗。我軍攻克濟南偽綏靖公署，繳獲了大量軍事物資。
我的體會是，在戰(zhàn)場上，要想為人民拍攝到珍貴的有意義的戰(zhàn)爭資料，首先要有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精神。其次，要熟悉戰(zhàn)爭全部情況，和部隊戰(zhàn)士一起生活、戰(zhàn)斗，才能拍到珍貴的資料，只有親身參戰(zhàn)，和各級指戰(zhàn)員密切配合，同時在實際工作中，能隨時適應戰(zhàn)爭的發(fā)展和瞬息萬變的情況，靈活機動地從各個方面去拍攝，才能拍到更多更完整的戰(zhàn)爭資料。
1948年，太原外圍戰(zhàn)打響，組織上派我和張一光同志等去19兵團報到，執(zhí)行重大攝影任務。
兵團政委羅瑞卿同志對這次戰(zhàn)爭紀錄片的拍攝非常重視，召集我們攝影組談話。隨后，兵團宣傳部長任白戈同志又向我們布置了具體任務。他說：“你們記者同志，一是要把戰(zhàn)斗情況、重要的戰(zhàn)爭場面、閻錫山的罪惡真實地記錄下來，二是由于戰(zhàn)斗特別危險，要十分注意安全?！?/p>
為保證完成拍攝攻打太原城的任務，東北電影制片廠特增派了兩個攝影隊，配合華北電影隊的同志組成了一個戰(zhàn)時攝影組，同時，18、19、20兵團也派來了攝影記者補充戰(zhàn)斗力。三個大兵團的攝影記者一來，可幫了我們大忙，一是他們對情況熟悉，給我們提供了大量資料；二是對我們的生活給予了很大幫助。接受任務后，我們立即成立兩個小分隊分頭行動，下到了各營、團指揮部，邊打邊拍攝。
1948年10月16日，太原外圍“四大要塞”被我軍完全占領。
閻錫山匪幫瀕臨崩潰，作最后的垂死掙扎。敵人在太原城周圍埋設了許多瓦片、水缸，我軍挖到瓦缸就被他們發(fā)現(xiàn)，犧牲慘重，致使我軍攻城戰(zhàn)斗延遲了8天。
當時，我們攝影分隊的同志們都焦急地等待沖鋒號的那一瞬間。直到第8天凌晨5時30分，前線司令部接到軍委“迅速突破城垣”的指示后，我軍的大炮便以雷霆萬鈞之勢，對太原城猛烈轟擊，一條條火龍直撲閻錫山的“鋼鐵城”。霎時濃煙彌漫，地動山搖，50米開外看不見城頭，一時無法拍攝。
為了拍到更精彩的場面，我們緊跟指戰(zhàn)員搭梯沖上城頭，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將鏡頭對準戰(zhàn)士舉著紅旗沖向城堡的“突破口”。戰(zhàn)斗中我們利用各種地形如炮坑、低坡作為掩護，搶拍了突擊隊戰(zhàn)士飛躍突破口，在敵人城堡插上紅旗的精彩畫面。
拍攝“攻打太原”的實況，僅是我參加拍攝戰(zhàn)爭紀錄片的一個片段，那些資料，后來分別被編輯在電影廠出品的《解放太原》等紀錄片中。
★ 記憶猶新 記錄共和國誕生 ★
1949年初，我軍順利拿下天津。我隨華北大軍進入古都北平郊區(qū)。1月31日，北平宣告和平解放。2月3日，人民解放軍舉行了莊嚴的入城式。
為把入城盛況真實地記錄下來，總政治部指示四野宣傳部立即組織入城式記者攝影組，由四野宣傳部長肖向榮親自主持。攝影隊由兩部分組成，華北電影隊派的是我和張一光等參加。根據(jù)四野宣傳部的要求，我們明確了拍攝任務和指導思想，“要把雄偉的我軍入城式拍得氣魄一些，從而體現(xiàn)人民革命戰(zhàn)爭這一歷史性偉大勝利的到來”。為了體現(xiàn)出這一主題，我選擇了氣勢雄偉的前門樓、景山、三座門、四牌樓、天安門等建筑來烘托北平這座古老城市的特色。
早晨8時，以鐵路工人、師范大學、清華大學、燕京大學的學生們和北平市民為主組成的歡迎隊伍就已經(jīng)開始敲鑼打鼓，準備迎接解放軍入城了。整座古城人山人海，到處都洋溢著無比幸福和快樂的氛圍。
彭真、葉劍英、羅榮桓、聶榮臻等首長在前門樓上檢閱入城部隊，他們一邊興奮地互相交談，一邊不時地向樓下歡呼的群眾揮手致意。
上午9時，激動人心的場面出現(xiàn)了：懸掛著毛主席、朱總司令肖像，滿載著戰(zhàn)士的一輛輛汽車由永定門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北平。雄偉的坦克部隊、矯健的騎兵部隊、嚴整的步兵部隊在沸騰的群眾中陸續(xù)通過。歡樂的群眾紛紛涌上來與解放軍戰(zhàn)士握手。
我抓住時機，還特意拍了很多由繳獲國民黨的美式坦克、大炮、汽車武裝起來的我軍坦克、炮兵部隊的鏡頭。雖然在戰(zhàn)場上我軍主要依靠小米加步槍，但我感到，那用小米加步槍繳獲來的國民黨大批戰(zhàn)利品，將更有力地表現(xiàn)出我軍卓越的戰(zhàn)績！我們盡力把入城式部隊浩浩蕩蕩、威武雄壯和北平人民歡迎我軍的熱烈隆重的場面真實生動地拍下來。
當時，拍攝條件很差，一開始沒有交通工具，我就撒開兩條腿到處去選擇拍攝地點。開拍后，我們就來回跑著搶拍。有的鏡頭從高處拍攝效果會很好，我們有時跑到高樓上去拍，有時搭一個高架子，有時用長鏡頭調拍。為了搶拍鏡頭，我們往往隨時登上炮車，隨著炮車行駛，邊走邊拍。解放了！手中的“家伙”豈能再沉默！
那天，我們隨身帶著干糧，從早晨8時開始，整整奔忙了一天，完整記錄了整個入城式。拍攝結束后，片子很快送到東北電影廠洗印，編入《北平入城式》紀錄片，于當年3月便和廣大軍民見面了。
1949年3月初，華北軍區(qū)政治部指示，黨中央有重要會議召開，要派一支精干的攝影隊去拍攝這次會議。最后決定派我、蘇河清、韓德福、韓生義四位同志去采訪拍攝。
我們很快趕到平山縣西柏坡村，大會(黨的七屆二中全會）5日開始至13日結束，我和蘇河清拍攝了會議的全過程，并拍攝了中央首長在會外的一些活動照片。在西柏坡所拍攝的珍貴資料，在紀錄片《光輝的歷程》《毛澤東》等許多影視片中，被廣泛編用，拍攝的照片已放大100余張，存放在該村的歷史博物館內。
1957年10月1日，程默在天安門城樓拍攝群眾游行。
在拍攝《開國大典》大型紀錄片中，我有幸用鏡頭記錄下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”這一歷史時刻，偉大而洪亮的聲音響徹云霄，震撼世界。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，這一時刻我永生難忘。
我的從影路，是在戰(zhàn)斗的烽火中走過來的，是在跟隨毛主席等中央首長轉戰(zhàn)陜北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。在革命及從事攝影工作的艱難歷程中，我們?yōu)辄h的電影事業(yè)積累了寶貴的歷史資料，對今后教育下一代有著重要的意義，這也是中國電影事業(yè)所賦予我們的偉大歷史使命。
文：程默
（文章由程默家人根據(jù)其自述整理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）
文章刊發(fā)于《中國攝影報》·2021年·第68期·2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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